遁世入道编辑 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举入仕，任淮阴县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开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抚州被元军占领。宋亡之痛，笼罩着朱思本一家，长辈们抱着与新皇朝不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长辈们厌世遁迹、薄视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年不满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此山传教。元平江南时，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应召入觐，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领江南道教。后其徒张留孙留大都，建崇真宫于两京，专掌祠事，并被授为玄教宗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吴全节至大都，协助留孙处理教务。是时，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潜心学道，以其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龙虎山的地位不断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师张留孙命，离龙虎山去大都，成为留孙、全节的得力助手。这时，朱思本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贞一斋诗文稿·发山中》）看来他早就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般的人，更无意去追求权势。然而他却利用这一机会，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①，在科学上做出一番事业来。

　　朱思本游历考察各地先后达20年之久。这期间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大德三年（1299）离开龙虎山北上，“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贞一斋诗文稿·舆地图自序》）；第二阶段，从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0）止，是奉诏代祀名山大川时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这20 年间，除了在大都一段时间外，他的足迹遍及今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真可谓“跋涉数千里间”。

　　第一阶段从龙虎山出发北上大都的过程中，这位久居深山、脱离群众的道士，真正接触到社会，对“人生休戚，时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间，江浙一带经常遭遇大水，灾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胜计。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灾的悲惨情景，他在《庙山九日》中写道：“良田没巨浸，鱼鳖为鲜食；壮健多流亡，老羸转沟洫”；在《东吴行》中写道：“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韬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袭下，不知夺去了多少劳苦大众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飘零”；“流尸日夜下，水气为之腥”（《御河》）。大水之后，扬州一带又发生旱、蝗等灾和瘟疫。他在《广陵行》中写道：“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虫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疟；死亡枕藉无人收，赖有王宫为掩骼。”

　　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从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中悟出了这是与封建官府的残暴统治分不开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在《南昌道中》写道：“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他还巧妙地把“庙堂”与“县胥里正”加以区别开来，以达到痛斥贪官污吏的目的：“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广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灾后，能否完成数以百万计的海运粮，朱思本深表担忧：“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庙山九日》）表达了诗人对元廷不顾民力衰竭、横征暴敛的不满。

　　大德十一年（1307），吴全节被授为玄教嗣师。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随从吴全节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铁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夺位成功，至大三年（1310）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当时朱思本的诗作已在大都知识界中流传，其才能李孟必有所闻。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选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赏朱思本的才学，曾劝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谢绝了。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记述了这段事迹，并加以评论说：“夫昔秋谷李公当国，一见本初，即劝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烨烨可观，不独诗岩文而已。秋谷之长于观人，当益信于世也。”可见朱思本“厌世溷浊”的心态始终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谢绝了李孟劝他返儒入仕之后，开始了长达10 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的想法相合。经过10 年的努力，他终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实地考察。他在《舆地图自序》中说：每到一地，“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他的考察是严格的科学实践，首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古迹、口碑；其次是“寻”，即寻找遗迹、遗址；三是“考”即考证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误；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核来验古地图所载是否相符。为了取得科学的结论，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其同时代的文人虞集所称道：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园学古录》卷四六《贞一稿序》）

　　通过实地考察，对前人所作进行核对，他发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

　　二是广泛吸收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价值成果。在《自序》中他历举参考过的地理著作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当时正值《元一统志》编成。该书初由札马鲁丁、虞应龙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编成，后由孛兰兮、岳铉等据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增补，于大德七年（1303）成书，凡1300 卷。该志所引资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舆地胜记》和宋、元旧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云、甘、辽则据新志。因此，《元一统志》是汇集当时地理学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国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随地为图”的任务，因而得以随时“质诸藩府”，查看当地政府部门所藏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等，当然也可以利用刚刚新编成的《元一统志》。有了这些条件，《舆地图》的绘制就具备了更充实的基础。

　　朱思本不满足于汉文资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详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译藏文图书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录，自发源地火敦脑儿至汉地，有较细记载，是黄河上游所经之地的宝贵资料。据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三是重振“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理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实际里数）、“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书钞》卷九六）。可知即以计里画方绘制的。此法到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为伪齐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法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法，所绘《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图画上的山川湖泊、城镇区域注记也大大增加，因此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这种计里画方法经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两代又开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入西方的绘图法后，更科学的经纬度才开始逐渐代替计里画方法。

　　朱思本形实可据，“靡不精到”编辑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发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他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广舆图序》）霍冀在评价根据《舆地图》扩大而成的《广舆图》时，特别强调了计里画方的优越性：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拆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广舆图叙》）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也作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但实际上也只是到今天的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东北、西南各边远地区。所以对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他满有把握地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对自己没有去过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这种科学态度堪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离开大都到江西玉隆宫。这时吴全节已嗣为玄教大宗师。泰定年间，吴全节曾召朱思本去大都，显然有意让思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无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数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宫，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约于元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