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君（约公元前179年以后—前117年以后），西汉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容貌秀丽，喜欢音乐；十七岁而寡。辞赋家司马相如落魄归蜀时，文君毅然冲决封建罗网，与之自由结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载有她的事迹。
　　司马相如原是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的门客。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老家成都，可是家境贫困，无以为生。他一向跟临邛县令王吉很有交情，便到临邛县去作客，受到王吉的礼遇。
　　这天，王吉到卓王孙家赴宴，宾客来了上百人。到了午时，司马相如也应邀而至。在座的人均为他那潇洒的神采所倾倒。而当酒酣耳热之际，王吉捧琴至司马相如跟前：“闻君擅长琴技，请弹一曲，如何？”司马相如推辞了一番，便弹了两支曲子。这就是著名的琴曲《凤求凰》。众宾客只晓得弹得铮铮动听，又谁能解曲中深意！曲辞①是：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
　　有艳淑女在此房，何缘交接为鸳鸯？
　　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孽尾永为妃。
　　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知者谁？知者是卓王孙之女文君！文君新寡，又素爱音乐。因而司马相如就借琴曲来倾述自己的爱慕之意。席间，文君听到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产生了敬慕之情。宴毕，相如又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心意。当夜，卓文君私自跑到司马相如的旅舍，决心跟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快马加鞭，赶回成都。然而他的家境穷困不堪，除了四面墙壁之外，简直一无所有。卓王孙得知文君跟司马相如私奔后，大为恼怒，说道：“文君太不成器，我不忍心杀死她，可是也别想得到我的一文钱！”
　　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对司马相如说：“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向我的同族兄弟们借些钱，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挡路买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
　　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觉得没脸见人，就整天杜门不出。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材；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过着富足的生活。
　　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后世小说、戏曲也曾取作题材。比如，《古今杂剧》中有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一卷；清人舒位《瓶笙馆修箫谱》中有《卓女当垆》一剧。卓文君的“越礼”行为，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她的胆识，诚然是值得讴歌赞颂的。同时，卓王孙为了顾全自己富家的体面，最终不得不对女儿作出让步和妥协，这也显示出封建礼教的脆弱性和虚伪性。
　　另据《西京杂记》卷三记载：“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此说似不足信。
　　《白头吟》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另有《宋书·乐志》载晋乐所奏歌辞。两篇内容大致相同，后者篇幅较长。《乐府诗集》一并载入《相和歌·楚调曲》。《白头吟》本辞是一首凄丽的绝妙好辞：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蓰蓰。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诗的内容确是写男有二心，女方表示决绝。因为诗中有“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句子，所以便以《白头吟》作为诗的题目。但《白头吟》究竟是否文君所作，后人多疑出于附会。据《宋书·乐志》看来，它与《江南可采莲》一类乐府古辞，都同属汉代的“街陌谣讴”，带有浓厚的民歌色彩。《乐府诗集》和《太平御览》也都把它作为“古辞”。《玉台新咏》题作《皑如山上雪》，非但不作为文君的诗篇，就连题目也不叫《白头吟》。惟有《西京杂记》有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之说，然而却不著录歌辞。清人冯舒在《诗纪匡谬》中也力辩其伪。因而这或许是一首来自民间的作品，或许文君自有别篇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这是在我国古代歌谣中也有一定价值的作品。诗的语气决绝而又不舍，怨恨而又抱有期望，思想感情复杂而深沉，尤其是“凄凄复凄凄”四句，艺术手法很是巧妙。正如张玉谷《古诗赏析》所说：“妙在从人家嫁娶时凄凄啼哭，凭空指点一妇人同有之愿，不着己身说，而己身已在里许。”《白头吟》的思想艺术价值还是不可忽视的。
　　据传说，文君还写了两次信给相如，现抄录于此：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西京杂记》又传司马相如死后，“文君为诔”，亦不可信。《司马相如诔》原载明人梅鼎祚《历代文纪》，然而出处不详；《西京杂记》虽说“文君为诔，传于世'”，可又不载其辞。据前人考证看来，《司马相如诔》②一文当是后人伪托。
　　尽管《西京杂记》之说值得怀疑，但是有一点，卓文君是个能诗善画的女才子，恐怕是可以推断的③。
　　①此据《艺文类聚》，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所记稍异。
　　②参见清人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五十七。
　　③明人胡应麟论及汉魏间夫妇俱有文词而最名显者，首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参见《诗薮》外编卷一。
　　△「南朝·梁」徐陵编选：《玉台新咏》卷一△「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九、卷二十一△「唐」欧阳询等辑：《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四十一△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余冠英选注：《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路侃如：《乐府古辞考》七△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第二章
　　司马相如初出道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骑兵侍卫），但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司马相如喜爱的是写赋（一种文体），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爱赋。所以，景帝朝司马相如才华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闷。
　　后来，梁孝王进京，随同他一块来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和这几位辞赋高手，志趣相投，非常谈得来。于是，他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景帝朝的“郎”，随梁孝王到了梁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和邹阳、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在此期间，司马相如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声名鹊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卒，门客各奔东西。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家乡成都。《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传》：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两本重要史书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贫无以自业，家中穷困，没有谋生的手段。
　　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王县长与司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马相如来到后，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宾馆（都亭）里。
　　一场“琴挑”的浪漫剧正式拉开序幕。
　　临邛县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马相如之后，故意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天天到宾馆来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县令来访，司马相如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照样天天来访（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传中写下的“缪为恭敬”四个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缪为恭敬”，就是故意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王县长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司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来，临邛县有两位钢铁大王，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是临邛两位著名民营企业家，按照时下的说法，一位是卓总，一位是程总。卓王孙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郑家中的奴仆也有数百人，略逊一筹。这两位老总听说王县长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思来想去，便想出一计。既然是县长的贵客，作为民企老总，我们理应表示一下。不如备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顺便也宴请一下县长（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
　　到了宴请这一天，王县长先来到卓总家中。此时，上百位宾客已经入席，等到中午，卓文孙才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前来赴宴；但是，司马长卿推说有病不能赴宴。本来，等陪客们都到了才去请主宾，这是对客人非常尊敬的一种做法。但是，主宾不来，卓王孙别提多难堪了。王县长一听司马相如不来，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门去请。司马相如见王县长如此盛情，没有办法，只好免强成行。司马相如一到，他的风采立刻震撼了酒宴中的整个临邛上流社会之人（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
　　有趣的是，《汉书》和《史记》记载王县长亲请司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比起《史记》，《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的确是策划了一个大阴谋。那么，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究竟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通过《汉书》这个“为”字，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探亲访友，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王县长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去朝拜，就是在造势，制造新闻热点，吸引卓王孙的眼球；果然，这出戏引得王孙总上钩了：亲摆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了卓王孙的胃口，哄抬了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县长把一张琴恭恭敬敬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听说长卿的琴弹得极好，希望能弹一曲以助酒兴。司马相如一再推辞，王县长一再相邀，最后，拗不过去的司马相如便顺手弹了两支曲子（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一个生理缺陷，就是口吃，但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之好。王县长之所以让司马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回避了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发挥了自己的强项——弹琴。
　　既然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司马相如弹这两支曲子，到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卓总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卓文君，这位文君小姐刚刚守寡，回到娘家暂住。她非常喜欢音乐，又特别精通琴瑟。所以，司马相如与其说是为王县长弹两支曲子，不如说是司马相如想用琴音挑动卓文君的芳心（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大家特别注意司马迁“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这句话中的“缪”字，司马相如有意装出来为王县长抚琴一曲，但是，实际上此曲绝非为县长大人所奏，而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了爱好，就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音乐，这恰恰成了卓文君的软肋。司马相如其实早就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琴瑟，这就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曲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一把万能钥匙。原来司马相如故弄玄虚、排兵布阵多时，要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卓文君。
　　司马相如应临邛县长王吉的邀请来临邛之时，跟随他来的车马非常多，来到之后处处表现得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上他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无人不知。寡居在家的卓文君早就听闻，只是无缘相会。等到司马相如到自己家中饮酒，弹琴，文君从门缝里看见司马相如风流倜傥的样子，内心十二万分仰慕，还生恐自己配不上他。而两支求婚曲让文君小姐听得如醉如痴，心动不已。
　　这就是所谓司马相如的“琴挑”，即用琴声挑动文君的春心。

早年经历
　　汉代文景之治时期，蜀郡临邛县（四川成都邛崃）的卓家传到了卓王孙这一代。由于社会安定，经营得法，卓家已成巨富，拥有良田千顷；华堂绮院，高车驷马；至于金银珠宝，古董珍玩，更是不可胜数。卓文君为四川临卭巨商卓王孙之女，姿色娇美，精通音律，善弹琴，有文名。十六岁时嫁人，几年后，丈夫过世，返回娘家住。

文君听琴
　　时逢梁孝王去世，司马相如返回成都，然而家境贫寒，没有可以用来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业。相如一向同临邛县令王吉相处得很好，王吉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就来我这里看看吧。”于是，相如前往临邛，住在城内的一座亭子里。临邛县令佯装恭敬，天天都来拜访相如。最初，相如还是以礼相见。后来，他就谎称有病，让随从去拒绝王吉的拜访。然而，王吉却更加谨慎恭敬。

　　临邛县里的富人很多，如卓王孙家就有家奴八百人，程郑家也有数百人。二人相互商量说：“县令有贵客，我们备办酒席，请请他。”一并把县令也请来。当县令到了卓家后，卓家的客人已经上百了。到了中午，去请司马长卿，长卿却推辞有病，不肯前来。临邛令见相如没来，不敢进食，还亲自前去迎接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强来到卓家，满座的客人无不惊羡他的风采。酒兴正浓时，临邛县令走上前去，把琴放到相如面前，说：“我听说长卿特别喜欢弹琴，希望聆听一曲，以助欢乐。”相如辞谢一番，便弹奏了《凤求凰》等一两支曲子。

　　这时，卓王孙有个女儿叫卓文君，刚守寡不久，很喜欢音乐，所以相如佯装与县令相互敬重，而用琴声暗自诱发她的爱慕之情。相如来临邛时，车马跟随其后，仪表堂堂，文静典雅，甚为大方。待到卓王孙家喝酒、弹奏琴曲时，卓文君从门缝里偷偷看他，心中高兴，特别喜欢他，又怕配不上他。

文君夜奔
　　宴会完毕，相如就派人以重金赏赐文君的侍者，以此向她转达倾慕之情。于是，卓文君乘夜逃出家门，私奔相如，相如便同文君急忙赶回成都。

当垆卖酒
　　进到司马相如家所见，空无一物，只有四面墙壁立在那里。卓王孙得知女儿私奔之事，大怒道：“女儿极不成材，我不忍心伤害她，但也不分给她一文钱。”有的人劝说卓王孙，但他始终不肯听。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天，文君对相如说：“长卿，只要你同我一起去临邛，向兄弟们借贷也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何至于让自己困苦到这个样子！”相如就同文君来到临邛，把自己的车马全部卖掉，买下一家酒店，做卖酒生意。并且让文君站在垆前卖酒，而自己穿起犊鼻裤，与雇工们一起操作忙活，在闹市中洗涤酒器。

归隐田园
　　卓王孙听到女儿的事情之后，感到很耻辱，因此闭门不出。一些兄弟和长辈交相劝说卓王孙，说：“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所缺少的不是钱财。如今，文君已经成了司马长卿的妻子，长卿本来也已厌倦了离家奔波的生涯，虽然贫穷，但他确实是个人才，完全可以依靠。况且他又是县令的贵客，为什么偏偏让他们受这样的委屈！”卓王孙不得已，只好分给文君家奴一百人，钱一百万，以及她出嫁时的衣服被褥和各种财物。文君就同相如回到成都，买了田地房屋，成为富有的人家。后来司马相如所写《子虚赋》得到汉武帝赏识，又以《上林赋》被封为郎（帝王的侍从官）。司马相如衣锦荣归，着实让岳父卓王孙风光了一把，卓王孙献金相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