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兴盛急遽走向衰败的时代，他自己有过“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奢望，也经历过“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悲辛，由于仕途坎坷，兵荒马乱，饥饿流离的现实生活，逐渐使他对时代的苦难，社会的不平，人民的疾苦，家国的不幸，有了深切的体验。
从安史之乱前夕到大历初的十几年间，在盛唐诗人普遍沉寂的情况下，杜甫中流砥柱，以自己的光辉照亮了整个诗坛。他的诗歌广阔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的精神风貌，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写到诗里，大大拓展了诗歌的题材。
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后人称杜甫为“集大成者”，称其诗为“诗史”，誉其为“诗圣”，他是当之无愧的。
浅析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最高水平。
他是中国诗歌史上集大成的诗人。 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少时便接受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思想，一心向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他的梦想，天宝六载的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下，以“野无遗贤”为名拉上了可耻的帷幕，致使满怀远大抱负的诗人蒙羞受辱，落拓长安，过着极其困顿的生活。
几年后的“安史之乱”，使诗人又经乱离之苦，险贼长安，亲见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国景象，体味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民心灵带来的创伤。从此，诗人转徙流宕，漂泊西南，终至穷愁而死。
杜甫虽一介布衣，却始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以满含血泪的动地歌吟，传达着一个时代的苦难，传达一个儒者的良知和勇气。他的诗，以“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雄立于中国文学史，令百世而下叹为观止。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后来，当他经历了干戈离乱，饱尝人民的艰难困苦，并于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创作日趋成熟后，再用“沉郁顿挫”来概述他的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表面是深沉郁结，表现为有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它涉及诗歌的内结构和外结构，涉及内结构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
其中，沉郁指文思深沉蕴藉，顿挫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之意，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抑扬顿挫和格律严谨。 一 情感内涵的沉郁深刻 杜甫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沦落潦倒的一生，“苦难”成了他人生的代名词，但杜甫并没有沉陷于个人的不幸，而是以儒者的良知和勇气，传达出那个时代的沉重和悲哀，反映了忧愤深广的时代特征。
（1）对多难社会的深重描绘 杜甫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儒学世家，培养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优良品质，他怀着悲愤沉重的心情，描绘那个“万方多难”的社会。 杜甫困守长安时期，曾陷入“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困境，于是他从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中感觉到唐代帝国表面繁荣下隐藏的重重危机。
他的《兵车行》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边还戍边”的无奈沉重地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梨，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开边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那悲壮的声情和巨大惨烈的的场面便令人震撼。特别是对家属们奔走拦道，牵衣顿足而哭的情景稍作几分速写，以大笔渲染出漫天黄尘，读之便觉车声，马嘶，人喊，在耳边汇成一片纷乱杂沓的巨响。
诗歌通过提炼少量最典型的细节概括统治者多少次征丁造成的百姓妻离子散的悲惨场面，充溢着沉痛忧愤的激情。他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直接以自己在塔上观望所见预想了“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辩皇州”的残局，似乎唐王朝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日子就在眼前，给人一种沉重之感。 “安史之乱”爆发，给社会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为他的国家和人民痛心！他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并沉重记录了这一社会灾难。
《悲陈陶》是一首记录唐军与安史叛军交锋而遭惨败的诗作。诗歌开头概括成场上的惨况：“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水中”，指出在战场上为国家英勇奋战，浴血牺牲的是良民、百姓，他们血染陈陶泽，全军覆没，致使原野因而显得格外空旷，世界因而显得格外寂寞，“野旷天清无成声”，不是因为和平宁静的生活，而是因为“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惨烈结局。
这首诗，在天地同悲的氛围里，再现了唐王朝在平判中遇到的重大挫折，既有极强的概括力，又有悲壮的艺术审美感染力。 “三吏”，“三别”是一组有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内乱真实情况的乐府诗。
史载，乾元二年，唐军九节度使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由于肃宗对郭子仪统兵心怀疑虑，未设统一指挥，致使邺城之战以唐兵大败结束，“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军南奔襄邓，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但真实情况不止与此。事实上。
由于邺城兵败，唐军兵力锐减，必须迫速补充兵员，于是，肃宗朝便开始了毫无节制和章法地征兵。士卒和官吏到处抓丁提人，无论男女老幼，但有可用之处，便成征调对象，一时之间，人心惶惶，扰民害民现象十分严重。
此时的诗人，正由洛阳回华州住所，耳闻目睹了邺城惨败后人民罹难的痛苦情状，因而以高度地提炼和概括反映了残酷的现实。这组诗或写官吏喧呼点征中男（《新安吏》）、或写妇人深夜被抓（《石壕吏》）、。
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
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
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
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
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
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
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一、顿挫是其最主要的风格
1该风格的形成与诗人的性格遭际有关。
2、其次与杜甫的审美理想沉郁有关。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诗书画的审美要求是写真传神，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善用典型化的手法，重众多事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者，又从众多现象中提炼出本质，发觉意蕴加以集中概括。以句为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篇为例，则如《三吏》、《三别》等
杜甫还追求宏观的惊世骇俗与微观的毫发无爽相统一的审美效果。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见长江滚滚来”是壮而感伧者，有宏大壮阔之美。同时，作为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崇尚写真传神，追求体物工细、毫发无爽。如咏月之诗，“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细致的描绘出月初前半夜之月。杜甫又善于将宏大与精微、壮阔与深细完美的结合起来。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既是从大处着眼，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又是从小处着墨。
杜甫的沉郁顿挫，还与其寓意的深远，表达的一波三折有关。
3杜甫的沉郁顿挫还与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以及语言的凝练苍劲，句式的拗折变化有关。
杜甫是语言的巨匠，杜诗的语言有精炼苍劲的特点，这取决于他深邃的事项、深入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如“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就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为了表达或强调某方面的意义杜甫还打破打破五言上二下三、七言上四下三的句式常规，予以变化。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
二、另外杜诗还具有多种风格
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他经历了个人遭遇、国家命运的巨变，有丰富广泛的生活阅历。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
他的创作能博采众长，四杰的繁复，沈宋的精工，高岑的浑厚等他都能兼包并容，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三是杜甫丰富多彩的语言，也使他的诗具有多副笔墨、异彩纷呈的风格。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泼墨渲染.”“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是工笔刻画。“出师未捷生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悲壮语。“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是豪放语。由此可见，杜甫确实是集诗家之大成者。
三、杜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既有体物工细、表现深曲的特点。还有以议论为诗的倾向。
1不仅在五七言古诗中如《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运用而且在五七言近体诗《春忆李白》、《戏称六绝句》、《咏怀古迹》中也运用自如。
2、议论与形象有机结合
3、议论与叙事相结合
4议论与抒情相结合，以情韵行之。
5议论手法十分多样
四、杜诗众体皆备，且多有创新，而五七言律诗成就尤高。他的乐府诗摆脱了六朝以来模拟剽窃、陈陈相因的俗套。
如《兵车行》、丽人行和三吏三别等都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自拟新题无复依傍，为乐府诗的发展开拓新路
杜甫的五七言律诗中，七律成就尤高
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